李佃来 |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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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性批判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中占据着关键地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直接命定为政治哲学未必是恰当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挖掘、开显出理解政治哲学的广博视角和理论资源。这一挖掘、开显政治哲学的工作，不管是对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全面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 作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摘自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

2022年第1期

 现代性批判是贯穿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中占据着关键地位。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直接命定为政治哲学未必是恰当的，但我们却可以从中挖掘、开显出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或者至少是从中挖掘、开显出理解政治哲学的广博视角和理论资源。这一挖掘、开显政治哲学的工作，不管是对于进一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研究，还是对于全面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指向现代西方主导思维方式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构成了当代政治哲学全面出场的重要基础

17世纪到19世纪，是一个政治哲学得到大发展的历史时代。霍布斯、洛克、休谟、卢梭、康德、亚当·斯密、黑格尔、穆勒、马克思，都是这个时代中堪称“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然而，在这个时代之后，也就是19世纪中后期以来，政治哲学的发展却迎来了一个“冰冻期”。在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段内，不仅没有产生出能够彪炳历史的政治哲学家和政治哲学经典，甚至连政治哲学所特有的提问方式也遭到了普遍拒绝。究其根由，主要在于在这个时间段内，实证主义成了主导性乃至是压倒性的思维方式。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政治哲学的上述厄运，在20世纪中期前后开始发生决定性的逆转。以施特劳斯、阿伦特以及之后的罗尔斯为代表的一大批政治哲学家轮番登上西方知识界的舞台，成为20世纪50年代之后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最重要引领者。进一步说，政治哲学之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逐渐走向复兴并成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思想标志，在最直接的意义上，是因为先后出现了一批善于从“为什么”和“应如何”的问题意识出发，对政治的本质予以深层次追问的政治哲学家。而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则是因为先前一度主导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思维方式——实证主义，由于其根基的逐步瓦解而开始发生颠覆性的动摇。实证主义在20世纪的确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的巨大变动，而造成这一变动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实证主义的自我放逐，而在于20世纪理论界和思想界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持续的和有力的批判。

毋庸置疑，在20世纪，对实证主义进行批判的力量，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等理论流派和思想传统所组成的一个“合力”。不过，在这个“合力”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其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最有力、最彻底、最具毁灭性的。实证主义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重要主题和根本内容之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证主义虽然不是现代性在思维逻辑上的一个必然产物，但它却与现代性的那种以“确定性”为致思取向的思维逻辑保持着高度的契合性，并实际成为19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在现代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起主导作用的思维方式的一次全面检视和审定。这次检视和审定工作的基本目标，就在于从思维前提上，破除那种对经验性的、既有的、可通过科学方法来得到证实的所谓“纯客观性”的绝对尊崇态度，从而为自为地把握和建构人类的行动以及社会存在，提供一个主体与客体、理论与实践、当下与未来相统合相一致的认知框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中，最能够指代这个目标的概念，是“总体性”。众所周知，在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延展中，总体性是一条始终不变的主线。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总体性的建构，与其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实证主义的批判，是真正的一体两面。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所进行的批判，作为其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维度，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直截了当地归结为政治哲学。不过，这种指向思维方式的批判，却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为政治哲学在20世纪中期的重新复活与出场扫除了障碍，从而实际地构成了20世纪政治哲学研究的一项准备性工作。之所以如此，其实并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指向思维方式的批判从根基上大大瓦解了对政治哲学的发展造成致命影响的实证主义，同时也是因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以批判实证主义为契机而确立的总体性概念，为20世纪的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维框架，而这个思维框架也正是激活和通往政治哲学的一个几乎是不可或缺的思维前提。这样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作为其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维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是远远超出人们通常想象的。这一批判既包含了政治哲学的思想意蕴，也必定成为我们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发展史的桥梁。

在指向现代西方主流价值取向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为绘制当代政治哲学的图谱提供了一个重要视点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是一项综合的、全方位的批判。这一批判不仅将矛盾指向了主导现代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指向了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在现代性的框架下，现代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概括地说，就是以“效率”“成功”“胜利”为目标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一种“进步主义”的价值取向。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在现代西方社会起支配作用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与批判，作为其所策划和发动的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极为根本的方面，实质也是我们绘制和把握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的一个重要视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开显出一条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以历史批判性为精神性原则和底色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几乎所有批判，都是指向资本主义的。就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来说，其所针对和指向的目标之一，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统治方式。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审视，到了20世纪，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经济统治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转化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使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成为可能的，就是现代性，特别是对于现代性具有表征意义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和目的-工具理性。这样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已经不是一种仅仅涵盖西方人的价值世界和行为方式的批判，毋宁说从中所开显出来的最根本的理论逻辑，是一条指向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批判逻辑。既然这一批判逻辑触及的是资本主义的统治，那么，将之在理论形式上归结为一条政治哲学的理论逻辑，也不无恰当。

上述针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理论特色和精神特质上具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它们之间所具有的共通性，就在于都是以历史批判性为精神性原则和底色的政治哲学，从而都与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根本分野。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线索上所发展起来的这种以历史批判性为底色的政治哲学，虽然通常很难进入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视野，但它却是我们完整地勾绘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特别是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所不能忽视的部分。认识和把握这种政治哲学的学术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我们建立起一个研究政治哲学的完整框架，同时还在于为我们跳出近代以来的西方规范性政治哲学范式提供一个新视角。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与施特劳斯立足当代、回归古典的政治哲学在问题意识上形成了相互参照。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检思和批判之所以能够构成我们绘制20世纪政治哲学理论图谱的一个重要支点，不仅仅是因为这一批判本身就表征和指示着一种独特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同时也是因为这一批判构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政治哲学的最大显学之一——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个有趣参照系。

以施特劳斯之见，古典政治哲学在总体上是一种以最佳政制为主题的德性论政治哲学。探索最佳政制的思维前提，是对事物的自然本性以及对最高和最终真理的探寻。这种探寻代表了一种“上升”的思维方式和“上升”的价值取向。站在这种“上升”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至高点上审视现代性，则会发现后者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不管在思维方式上还是在价值取向上，都在走一条“下降”路线。这条“下降”路线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实证主义，在价值取向上则表现为工具主义。施特劳斯所指认和批判的工具主义，实质上就是西方17世纪之后所确立起来的“进步主义”价值取向。在20世纪，对这种进步主义价值取向的批判，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施特劳斯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情结。这种批判堪称是一个时代的重大问题，而这个问题将本来没有实质性生活交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施特劳斯归在了同一个思想阵营。这种批判对于施特劳斯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施特劳斯以回归古典为方向来开展政治哲学研究的根本动因和根本叙事框架之一。如果这一点表明，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的重心并不在于回归古典本身，而在于通过回归古典来批判以进步主义价值取向为标志之一的现代性本身，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这种价值取向的批判，其实就不仅构成了我们理解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参照系，甚至本身就已经本然地蕴含了施特劳斯在政治哲学的理论谱系中所聚焦和讲述的问题。

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下，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全方位的事件和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不仅有对现代性而言具有标志意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也有可被称作是“政治存在”的现象。对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的审定与批判，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方面作出最有冲击力阐说的，莫过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将现代西方的根本政治存在，在总体上审定和指认为一种“极权主义”政治。作为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重要成员的马尔库塞是基于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检视，来指认极权主义政治的。根据他的检视，现代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在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以技术为中介的严密体系，亦即一个典型的技术社会。这个社会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技术政治。这种技术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极权主义，故而这种技术政治，也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政治。这种极权主义政治不是一个瞬时的政治现象，而是代表了现代西方的根本政治存在。

如果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以技术为中介的极权主义政治的指认和批判，在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指示和代表着那条针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统治的、以历史批判性为底色的政治哲学理论逻辑，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一指认和批判所具有的政治哲学意蕴还展现在其他方面。具体地说，这一以“极权主义”为目标和矛头的指认和批判，本身就指示着当代政治哲学在复活和走向复兴过程中的一个核心议题。这个核心议题，概括地说，也就是如何通过批判极权主义，来拯救人的自由。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借助于阿伦特这个重要的参照点来加以解释。

阿伦特是20世纪最著名、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政治哲学的最主要论题，就是极权主义批判。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建基于她关于人类活动的理论。在阿伦特看来，人类的活动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虽然这三种类型的活动都可以成为政治的前提，但最能体现政治之本质的是行动，这是因为行动具有复数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特质，而这两个特质在彰显自由之品格的同时，也体现着政治的本质。但阿伦特认为，20世纪的西方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基于工作的政治。工作作为一种活动类型的标志性思维逻辑和展开方式，是制作（making）。而制作的一个标志性特点，是建立一个有起点有终点的、首尾如一的融贯性结构。这个融贯性结构，就是导向和制造极权主义的一个框架。所以20世纪的西方政治，也已在总体上不可避免地退为一种极权主义政治。阿伦特批判极权主义的目标之一，就在于拯救自由。

无论就理论基础而言，还是就传统归属来说，在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与阿伦特对极权主义政治的批判之间，都存在显而易见的不同。不过，这两者之间的共性，也值得我们注意。因为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都是将批判的对象命名为“极权主义”，而且他们在对极权主义所作的诊断以及对自由的诉求上，并无根本差异。

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阿伦特在批判极权主义上的共性，是一种深层次的共性。这种共性的深刻根基，并不在于其在问题意识和理论设计上的偶然巧合，而在于时代和历史的重大现实问题给理论家们提出和赋予的共同使命和任务。可以说，极权主义的泛起，是在法西斯主义猖獗和人类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走向对他者的征服的20世纪所凸显出来的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检省与审察，自然也就成了一个重大的、属于一个时代的理论家们的共同任务。由此可见，通过批判极权主义来拯救人的自由，并不是独属于阿伦特的一个政治哲学议题，而是一个具有巨大历史感的时代性议题。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样也参与到有关这个重大政治哲学议题的批判与阐发中，虽然马尔库塞等人在其极权主义批判中，并没有直截了当地使用“政治哲学”这个词汇。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在指向现代西方根本政治存在上介入了当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议题，是站得住脚的，而从这个方面来挖掘和开显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意蕴，也必定是富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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